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金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变，也被称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作为古都的北京在这场变局中，因为身处内地，又是皇都所在，有着许多固守的传统，与广州、上海、南京等比起来一切都开始得较晚。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北京因为历史的包袱太多，以至于较为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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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强制汉人剃头留辫，作为臣服的标志。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先后独立的各省都将剪掉脑袋后的辫子作为了革命的标志。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不久便通令全国剪辫。“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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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命令尽管对剪辫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到了北京，却效果打折。一直到1912年民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庆日，在北京举行纪念会的时候，现场依然有不少人留着辫子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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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18日的《申报》上曾就此事做了如下报道：“会中有数人垂辫入场，或被人劝告剪去，或被人强迫剪去......握其余发发狂奔去，且有因剪发而呼妈者。种种怪象，不可殚述。并闻是日，会场中有迫令游人剪辫，势将冲突者，旋经梁士诒手书‘剪发自由，不便强迫’数条，粘贴门内，众始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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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为了不被剪掉辫子，费尽心思的将辫子盘在了头顶，藏在了胸前，藏在了领子里面。以至于到1914年的时候北京城内剪辫子的也没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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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之下，北京政府又在1914年7月颁布了《劝诫剪辫条规》。这条规定发布以后，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1914年7月12日《申报》的报道：“近日京内各白话报登载工商界中剪发之踊跃每日常不下数十人，下至优伶走卒无不除旧布新毅然剪去。乃下流社会剪发者虽已不少，而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刻闻参政院参政中尚有长拖发辫者十数人，国史馆中自馆长以下未剪者亦有十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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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北京城里，那些越受到传统文化浸淫的所谓上流人物反而遗族心态越重，舍不得自己脑后的尾巴。在城内这些遗老遗少们迟迟不愿剪辫子，在较为偏僻的乡村，留辫子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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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都死了，北京城内依然有许多人留着辫子不剪。对于这些不愿意剪辫子的人除了身体发乎受诸父母所谓的托词外，更多的是早已经忘记了汉人脑袋后拖着的这根辫子是怎么来的。早已经不记得当年剃发留辫时的种种暴行，忘记了民族的屈辱，反而将这根辫子视为了一种故旧，恋恋不舍的不愿意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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