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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毛病是在摄影界有一帮貌似高雅的伪贵族以摄影界的权力拥有者为身份,构成了中国摄影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摄影界一些有些名气的人物中,这种人不少。他们往往谈吐不凡,出行讲究。他们往往是独霸一张报纸的摄影部门,相互间你抬我举,互相吹捧。他 们自以为是摄影界的权威和最高水平的代表性人物,架式不小,口气挺大,其实不过是一些靠一点儿小才气加年资、加那些年海内没人,再加惯会见风使舵混了个一 官半职的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经常成为国内国外一些摄影展览或者是什么摄影比赛(鬼才知道为什么中国摄影界会有那么多的破比赛!)的评 委。他们总觉得自己出道早别人不少年,相机摆弄过好几茬儿,见多识广,手里掌握着摄影的真理。无论是发稿还是评奖,他们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在中国的摄 影界他们颐指气使,生杀予夺;他们手里掌握着传播媒体,撰写为中国摄影界定调子的文章,大有君临摄影界的姿态,霸气汹汹,十足的一副行会把头的嘴脸。
曾几何时,他们在一个没有条件发烧摄影的年代,成为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中令人羡慕的能够掌握相机的宣传人员。那个时代的摄影界,相对于当 时处于权力媒体核心的报纸记者来说,他们尚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格外地用心,刻苦努力。他们在当时那种以政治利益为主导功能的摄影之外,构成了 一个新的富有怀疑精神和生命活力的群体。他们抗拒为“四人帮”时期的政治需要服务,不愿意被某一集团意志所压倒和引诱,他们以为他们代表了正义、纯洁、良 知和理想。他们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便被可能居身于权力之中的利益所引诱和利用了,他们被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被利用来打倒另一种陈腐的力量。但 是,他们缺乏另一种准备,即先天存在着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贫乏的痼疾。他们长期与传统文化失去了关系,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年代里与西方摄影的发展失去了 关联。唯一对他们的摄影起作用的是他们那种坎坷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尚未被政治功利需要所濡染的朴素良知。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在文革之后的一个特定年代里 备受人们的钦仰,比如他们曾经勇敢地拍摄了“四·五”运动。从他们许多人后来获得的利益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押对了宝,并因此而积累起来了自己的政 治资本和形象资本。
他们很快在一个政治不幸遭遇可以交换得到相当利益的特殊时期,被人们看中并加以信任和重用了。出于一个时期的一种新的需要,出于此时摄影艺术 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神圣地位,也出于他们在摄影之外并无什么特别的才能和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成了各大报刊的摄影方面的权威人物,并且很快分到了 房子,获得了职称、职位和在80年代初时无人指责和怀疑的声誉地位。就这一结果来说,这些人到80年代初时,已经达到了他们的颠峰状态。他们的摄影观念、 手法、可能达到的成就,此时已经到达了尽头。他们想超越四·五运动时的那种摄影观念,但就他们自身的积累而言,他们缺乏起码的理论准备,无法从更广大更完 整的角度去判断和从事摄影工作,因为他们的一切摄影活动都几乎是以直觉为其动力的。所以,像其它人一样不能免俗,这些名声显赫但严重文化底子准备不足的摄 影家“摄而优则仕”,很快便当官儿去了。当官儿没有什么不对,这种活儿总得有人去干。问题是当官儿不仅没有使他们在历史、文化、摄影美学发展的脉络等等方 面及时地补上这早就欠缺的一课,而且使这些文化底蕴不足的摄影家一下子处在了一个高高在上、掌握了中国摄影生杀大权的位置上。他们的这种先天的不足在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摄影发展中,很快便显现了出来,特别是当我们横向地与当代中国的美术界或者是文学界进行比较时,这种营养不良和先天不足更为明显。说实 话,这批人直到今天拍的照片,和他们20年前拍的照片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和长进。他们依然在依靠早先对摄影的那种简单的理解和生活经验以及个体直觉力、甚至 靠一时的情绪冲动这几样东西来支撑起他们的摄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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