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讲故事——往昔邻里

金刚

我家迁入广内营房北宽街甲5号，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座由公安派出所迁出后腾空的长方形院落，院门朝东，院内有北房八间，南房四间，一米多宽带有红漆柱子的连廊使屋宇略带几分古韵。东房两间为男女厕所，院里没有西房，靠近西头院墙处有一个面积不小的葡萄架,正好架设在我家的三间北房前。

画：冯柯

住到院里不久，三年困难时期便接憧而至。经济萧条，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十分紧缺。特别是在每个户籍人口的粮食定量依次削减后，少小年纪的我便领略了食不果腹的深切内涵。1961年，全家人相继患上了浮肿病，用手指在胳膊或小腿处随便一按，就会出现一个坑状的浅窝，且半天不能复原。为应对无米之炊的窘境，父母想方设法共克时艰，除了去城外剜野菜、撸槐花和榆树钱外，还赴远郊区县买来豆饼、豆腐渣、麸子等用来充饥。院子里原本种花养草的闲置地块，也被开垦出来，种上了玉米、胡萝卜、茄子、扁豆、西红柿、倭瓜、向日葵以及鬼子姜等，以后还在屋前廊下搭窝养鸡养兔，仿佛来到了南泥湾，投身大生产。

有道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十岁生日这天，早晨上学临走时，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跟妈妈说中午回来想吃一碗荷包蛋挂面。但中午放学回家后，妈妈好像忘记了我的生日，仍是让我和兄妹们一起吃家常饭---玉米面的菜团子、稀汤寡水的粥及咸菜。过生日还吃这个，越想心里越别扭，砰的一声，我把碗一放，转身便跑到院里哭了起来。

哭声惊动了南屋的孙奶奶，当她问明原由后,和善地把我叫到她家里，然后从柜橱中拿了半绺挂面、一个鸡蛋外加一包大米花儿塞到我手上：“拿着，奶奶给的。别哭了，过生日该高高兴兴的，快回去让妈妈给你做了吃。”

按当年的时价计算，半绺挂面1角2分，一个鸡蛋5分，一包大米花4分，总计2角1分钱。然而，在物资匮乏的饥荒岁月，谁家能有富余的吃食让与他人分享呢。

孙奶奶一家是天津人，儿子孙俊生在延庆银行工作，每星期回家休息一天。儿媳李纯正在离家不远的市印刷一厂上班。那真是子孝妻贤，孙奶奶照料孙女、 孙子也是无微不至。印象中，孙奶奶家里是那样的祥和温馨。但老人家的思想里多少有些重男轻女意识。在对孙子孙女的称谓上就很有意思，本来孙女是老大，却喊孙女为“小庆”，孙子排行老二，却喊孙子为“大力”。大力小我三四岁，平日院里和胡同里的孩子一起玩耍时，孙奶奶总是让他跟着我。那时男孩儿在一起玩的东西不少，滚铁环、抽陀螺、拍三角（用烟盒折成）、弹球儿等等。还时兴玩一种用粗铅丝弯成的，可以借助皮筋弹力发射牛皮纸子弹的冲锋枪和驳壳枪，追逐中，互相瞄准射击显得很神勇。所以当我制作的时候，孙奶奶也赶来叮嘱我，为她的宝贝孙子也弯上两支。

“文革”前的那些年，印刷一场礼堂每到周六晚上都有京剧演出或电影放映，这时李姨就会带着家人和院里的街坊一起去看。遇到门卫盘查时，她总是底气十足地说“这都是我们家亲戚” ……

作者与张宗华大哥于1968年在屋前留影

住在我家对门的张宗华大哥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中专毕业后分在市医药公司工作，他中等身材，人很精神。平日里吹拉弹唱、吟诗作画，甚至连裁剪衣服、织毛活等手艺也拿得起来，堪称多才多艺。

由于张大哥每天的伙食都在单位解决，夏天不起火。妈妈便在他下班后，烧一壶开水送过去，以便其沏茶和洗漱。到了冬天，还会烧上一块炭，帮他把火生上暖屋子。这本是举手之劳，而他却很不过意。逢年过节总要买上水果或糖块儿以表谢意。赶上星期天休息，妈妈邀他来家吃饭，他不是拌好肉馅和我们一块儿包饺子，就是买上羊肉煨好了和我们一起吃羊肉汆面，大家边吃边聊，亲如一家。

1969年开春的一天，张大哥来串门时向妈妈要了一张黑白照片。不久便到了阳春三月，在妈妈50岁生日那天，他像变魔术似的将卷在手里的一幅约一尺长的彩色画像缓缓展开：“送给大婶儿一幅画像，祝您生日快乐！”看着画像中的自己，妈妈喜出望外，高兴的合不拢嘴。张大哥不愧是个有心人，这是他比着照片，采用放大原理，用了几个晚上才画好的。

也就在这年夏天，张大哥将在宣武家具厂工作的孙锦娶进家门。由于“文革”时期婚礼时兴“革命化”，即办喜事当天，新郎、新娘各自照常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才在院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结婚仪式，接受双方单位同事和朋友以及同院邻居的祝贺。这时，我们院里的几个小兄弟便负责帮着张罗，在葡萄架下挂上两盏大度数的灯泡，摆好桌椅，然后给贺喜的人们沏茶倒水，新郎新娘则忙着剥糖点烟招待来宾。因不备酒席，一个多小时后，人们渐渐散去。再看新房里，几无落脚之地，到处都摆满了宾客赠送的“红宝书”、主席像章、石膏像和镜框、刺绣等礼品。

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张大哥成家后，屋里不仅飘出了炊烟，随之飘出的还有两口子的阵阵歌声和欢笑声。每逢休息日，张大哥还饶有兴致的和我们一起组成小乐队，在院子里自娱自乐一番。

我小学毕业升初中本该在1966年，但“文革”风暴的掀起，将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停课闹革命”使我和同学们学业荒废，有近两年的时光，被滞留在家里。然而，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课虽不上了，书却没少读。至今，我仍特别感念与我同住一条胡同的刘玉娴二姐，那两年她家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一是我们之间聊得来，似乎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再就是她那里总有让人看不完的书,对于求知若渴的我来说，这种丰厚的精神食粮，在当年实在是难能可贵亦不可多得。记忆中，从玉娴姐那里借阅到的部分图书有《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踏平东海万顷浪》、《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三家巷》、《苦斗》、《苦菜花》、《红旗谱》、《红楼梦》、《水浒传》等等，且多是经典之作。1968年，玉娴姐被发配到内蒙古农村插队，我则恢复学业迈入中学的校门。

.作者与同院邻居兰光久于1969年在天安门场

在这一年离京奔赴边疆的，还有胡同里大我两岁且十分帅气的小成子(宋久成)。别看他家自己一座小院，他还是个独生子，但在整条胡同里，颇有些傲气的他，却是个孩子王。就是他牵头组织起了一支由我们七八个中小学生参加的北宽街乒乓球队，他任队长兼教练,时常带队训练和出战，与附近的市玻璃三厂、槐柏树副食店、西便门粮店等单位职工切磋技艺，开展友谊赛。此外，他还一直在其就读的北京市回民中学担任鼓号队指挥。“文革”前，北京中学生参加外事迎宾活动较为频繁，遇有外国首脑来华访问，各学校都要出动，在十里长街上列队夹道欢迎。每当这时，以回中鼓号队为前导的学生队伍都会经过我们住的街巷往长安街的闹市口方向进发。当雄壮激昂的鼓乐声从远处传来，街坊四邻便会争相跑到街上观望。但见这时的小成子，身着笔挺的白色礼服，目不斜视，英气勃发，手中上下有节奏地挥动着缀着红穗的五星铜头指挥旗，指挥鼓号手们精神抖擞地边行进边演奏，好不神气。记得有一次，我和堂弟燕山竟跟着这支鼓号队一起来到民族饭店西侧的北闹市口，并挤在十里长街的迎宾队列中，亲眼见证了陪同外国首脑站在敞篷汽车上的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的热烈场景。

1970年，胡同里的发小奚建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京休假。一年多未见了，自然你来我往聊不够。或许是受家庭的影响，在我们这拨发小里，奚建在舞文弄墨方面很是在行。那时，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又刚学会做饭，特在一天中午做了四个菜，并备了瓶酒，邀其来家小酌。说来真巧，还没动筷子，忽听门外有人喊我的名字，开门一看，来的是胡同里另一位发小，刚从山西大同煤矿回来探家的杨三儿（杨海勇），忙让进屋里，三人寒暄后，共同进餐叙谈。只是原本仅够俩人享用的酒和菜，在仨人风卷残云般的阵仗下，都未能尽兴。尽管两位发小没当回事，可还是让我这个东道主略感难堪。还好，当又一次久别重逢时，我终于得以在酒楼款待了两位发小。而这一次可谓相聚甚欢，酒足饭饱之余，内心还有一种似弥补了某种亏欠的释然。

住在胡同里，院落之间虽有院墙与院门相阻隔，但街坊邻里间的古道热肠，却彰显着“远亲不如近邻”的浓浓亲情。被左邻右舍交口称赞的任姨---任学敏大夫是广内医院儿科医生，我们两家的院门正好斜对着。那时，周围老街坊的孩子（也包括大人）若是有个头疼脑热，或是闹了啥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任大夫。而她无论是下班刚回到家，还是星期天休息，总是有求必应。仅从我的孩子出生到房屋拆迁的十年中，记不清任大夫有多少次上门来看病、打针、送药或是回访，让我们一家大小不知少跑了多少路，少着了多少急。任大夫医术精湛，待人和善，尽管平日工作很忙，家务负担也很重，但她的心里装着大伙儿，视邻里的需要为己任，年复一年中为胡同里的大人和孩子付出了一个老街坊，一个白衣天使无私的爱。

作者与发小奚建于1970年在北京重逢

而今，斗转星移，北宽街及周边的胡同院落消逝已近30载，唯有往昔邻里间那质朴向善，如亲人般的真挚情感，似甘醇的陈年佳酿，一直珍藏在我的美好记忆中……